一、毒害有机物污染状况

    自 1980 年以来，有关部门曾先后对我省大气、水、底泥和土壤环境中的毒害有机污染物进行过多次调查。特别是自 1990 年以后，有机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对珠江三角洲地区有机污染物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地表水中曾检出有机化学污染物 300 多种，其中 36 种属于美国环保局优先控制污染物；在城市自来水中也曾检出微量有机污染物 103 种，其中 24 种属于美国环保局优先控制污染物。

    珠江部分河段表层底泥的研究结果，更提示了这些河段持久性毒害有机污染物污染的严重程度。在这些河段的沉积底泥中， DD T 、多氯联苯和 16 种优控多环芳烃含量分别超过加拿大和美国海洋与河口沉积物化学品风险评价标准低限值的 46 倍、 21 倍、和 2.7 倍， DDT 和多氯联苯含量分别超过该评价标准低限值 57.5 倍和 2.3 倍， DDT 含量更超过该标准高限值的 2 倍；在所研究的官洲水中、狮子洋、伶仃洋等其他断面的底泥中，这些毒害有机污染物含量都低于该风险评价标准、而且呈现向下游降低的趋势。

    我国的有机氯农药，于 1960 年初开始生产，到 1983 年禁止生产和 1984 年停止使用，大量生产并使用了二十多年，在土壤和农作物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蓄积。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六六六、滴滴涕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不仅在土壤中有残留，而且进入 了食物链，一些地区食品中的残留量大大超出了国家食品卫生限量标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郊区妇女的母乳中也曾经检出了六六六和滴滴涕。土壤环境遭受污染，导致粮食、蔬菜及畜禽等养殖产品中有害物质超标，这不仅影响身体健康，也削弱本地区农产品的市场形象和出口竞争力，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是不争的事实。

    从 1980 年开始，有关部门对我省一些城市近郊农田土壤和农作物的重金属污染进行过多次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近郊区、尤其是灌溉区土壤的铅、镉、汞、砷等重金属元素含量都高于全国土壤元素背景值；大多数土壤的镉含量和一些土壤的汞含量都超过了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特别是灌溉区土壤镉含量为该标准的 7 倍，显示了一些地方土壤的镉污染是比较严重的。

    土壤的重金属污染，既有环境污染因素，也有耕作制度因素。除了长期使用污水灌溉（污灌区）外，该地区有使用河渠淤泥和城市垃圾作为肥料的习惯，有长期大量施用石灰（酸性土）和农药、化肥的历史，另外，还有工业烟尘和机动车尾气等大气污染物的输入，日积月累，使土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土不净，果不洁，污染区生产的粮食和蔬菜曾遭受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一些地区稻谷中的铅、镉含量和蔬菜中的铅、汞含量超过了国家仪器卫生限量标准，并且导致了人体内的异常蓄积。例如，污染区人体的发铅含量约为清洁区的 5 倍，为人体毛发平均排泄量的 2 倍多。

二、珠江化学污染物的沉积史及其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危害

    珠江航道断面钻孔高分辨沉积记录的研究，提示了该段河床百年来化学物质污染的历史，从中可以了解珠三角地区环境污染的历史变化。从 16 种优控多环芳烃沉积通量（即每年在每平方厘米面积上沉积的物质重量）的变化可以看出，在 1920 — 1970 年间（钻孔深度 50 厘米— 30 厘米）大致为 0.8 μ g/cm 2 .a 左右，从 1980 年（深度 23 厘米以上）开始，其沉积通量快速递增，到 90 年代后期达到 5.2 μ g/cm 2 .a （干重），增长了 6 倍多，这与珠三角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密切相关。铅的沉积通量，在 1990 年以前一般不超过 100 μ g/cm 2 .a ，其后也迅速递增。到 90 年代末超过 400 μ g/cm 2 .a ，翻了两番多。铅污染的剧增可能主要与机动车数量的剧增有关。镉的沉积通量一般都小于 0.25 μ g/cm 2 .a ，但是在 60 年代早期和 80 年代早期达到 0.5 μ g/cm 2 .a 左右，从 1990 年以后也明显其可能受到双重因素的影响。